中国金牌榜“保二博一”的背后，体育总局三大改革成效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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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数字8，是国人笃信的幸运数字，也见证了中国体育诸多里程碑式的荣耀时刻。13年前的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8分，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携东道主之威取得了51金100枚奖牌的历史最佳成绩。奥运争光成就随即引燃全民健身热情，此后，8月8日被确立为“全民健身日”，8月8日从此与体育密不可分。13年后的今天（2021年8月8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38枚金牌总计88枚奖牌，这两项数据均追平我国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创造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在7月14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苟仲文就公布四大参赛目标：一、坚决遏制我国奥运成绩多年持续下滑趋势；二、确保在东京奥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三、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及赛风赛纪问题，展示中国体育代表团良好精神面貌；四、努力实现“零感染”，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如今，东京奥运会正式闭幕，苟仲文提出的四大参赛目标全都圆满完成。虽然国人早已不再“唯金牌论”，但随着中国体育代表团惊艳东京，过去五年间关于体育系统放管服的改革，尤其是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的质疑声量顿时减弱不少。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51金，到2012年伦敦的38金，再到2016年里约的26金，中国奥运成绩确实在持续下滑，每届都比上一届少双位数的金牌。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究竟做了哪些实质性工作，才成功扭转奥运下滑颓势？体育大生意将通过内因和外因两大层面来做出解析。
客观而言，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38金、重返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这一结果虽在意料之中，但过程却充满惊喜。在代表团成立之初，包括体育大生意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曾做出38枚金牌的研判（详情请参看《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预测的38金如何分布？》），而真正让人惊喜的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期间长期雄踞东京奥运金牌榜榜首，这种领先优势甚至让很多媒体都开始猜测中国将再度成为金牌榜第一。虽然美国成功在闭幕前夺得第39金、并以1枚金牌的微弱优势惊险反超，但中国将自己在金牌榜上的领跑位置一直把持到闭幕日当天中午，这种强势表现让世人意识到奥运会实力格局正在被重塑。
在体育大生意记者印象中，上一次中国在奥运会闭幕当天犹能在金牌榜上强势卡位，还要追溯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彼时中国在大多数比赛日都暂居金牌榜第二，而过去把持第二位次的俄罗斯只能苦苦追赶，直到闭幕式前两天，中国在金牌榜仍以26比20领先俄罗斯。在闭幕当日的比赛开始前，中国和俄罗斯仍以28比28打平，最终在闭幕前，俄罗斯才惊险以32比28反超。尽管中国退居第三，但中国的强势表现让俄罗斯塔斯社都忍不住承认：过去金牌从未超过16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从此进入“坐三望二”时代，俄罗斯把持多年的金牌榜第二位恐将不保。
事实正如塔斯社所言，中国确实在2000年之后开始强势把持金牌榜第二甚至进入了“保二博一”的时代。四年后的雅典，中国首次成功升至金牌榜第二，而俄罗斯从此退居第三并持续下滑。而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至今的五届奥运会中，中国三次夺得金牌第二（2004年、2012年和2021年），一次凭借主场优势夺得金牌榜第一（2008年）仅有2016年里约奥运会屈居第三。在这其中，除了2004年奥运会开始前中国抱有“坐三望二”的心态外，其余四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开始前的目标全都是“保二”，而随着奥运会赛程的深入和在金牌榜上的持续领先，在2008年和2021年两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展现出“保二博一”的气势。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如果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奖牌总数加在一起，中国仍然是金牌榜第一。但在体育大生意看来，这并非简单的1+1=2。比如，二战后的德国曾被人为分裂为两个德国，当时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奥运成绩都位居金牌榜前列，当两者合并后，媒体曾以为德国将成为奥运金牌第一大国，结果合并后，两者的优势项目高度重叠，奥运参赛名额自然被压缩不少，合并后的德国成绩不升反降，渐渐淡出奥运金牌榜前五。
总有人说，奥运会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无论承认与否，奥运会金牌榜确实是综合国力在体育领域的一种折射和投影。此番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长期雄踞金牌榜榜首，且将这一领跑位置把持到闭幕日当天，这不仅让中国看到了再度成为金牌榜第一的希望，而且也让全世界意识到美国在奥运会长期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被改写。诚然，美国39金41银33铜共113枚奖牌所呈现出的综合实力仍然冠绝全球，但其一家独大的格局已被撼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未来有望从“保二博一”的策略正式进入“保二争一”时代。从博到争，一字之易，心态和实力已是质变。
对于奥运实力格局而言，中国从“保二博一”变为“保二争一”，中美金牌之争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固定话题。而对于中国体育自身而言，东京奥运会是体育战线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重要节点的一场大仗大考，是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起好步、开好局的关键战役。如今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功通过考验，用硬成绩让各方吃下定心丸，并让过去五年大力推进的体育系统改革，尤其是体育协会实体化真正站稳脚跟，最大程度回击质疑，为下一阶段体育协会全面脱钩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以体育协会实体化为代表的体育系统放管服深化改革，将成为中国体育产业未来快速发展的根基和命脉。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51枚金牌后，国人早已不再“唯金牌论”。但谁也无法否认，竞技体育成绩是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奥运金牌数量多寡与综合国力强弱直接相关。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斩获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追平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创造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是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在体育领域的投射。
在竞技体育的深层规律层面，体育大生意认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重返金牌榜第二、且长期压制美国从而雄踞金牌榜榜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堪称天时地利人和，可以从内因、外因两个角度分开阐述。其中，外因可分为三点：
第一、东京奥运会小项增至339项，尤其是女选手的比赛项目明显增多。
第二、中国防疫成效领跑全球，在欧美选手被疫情打乱训练计划的同时，中国选手却可以安全系统地备战。
第三、在近邻日本参赛，中国选手没有时差、气候、食物等外部环境的困扰，而欧美选手却备受时差和气候之苦。在三点外因中，时差和气候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客观原因，所以恕不赘言。
东京奥运会扩项，对中、美、日这些体育大国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倡导奥运瘦身计划，但事实上，国际奥委会为了讨好东道主和推行男女平权，奥运会却一直很难瘦身。2012年伦敦奥运会共设置26个大项、302个小项，2016 年里约奥运会则升至28个大项、306个小项，2020东京奥运会则进一步增至33个大项、339 个小项。
从306个项突然增至339个，这种扩项力度，自1992年年以来十分罕见，也在事实上打破了国际奥委会2014年通过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对夏季奥委会最多只设310个小项的明文规定。扩项至339个小项，也意味着金牌总数量相比往届要增长不少，分到那些体育大国头上的金牌数量自然有望增多。比如，日本方面强力推动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这五个日本开展广泛的运动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并为这五个大项设置了18 枚金牌，这也是日本本届奥运会金牌数量大增的原因之一。
同时，国际奥委会近年来力推男女平权主张，所以，在扩充小项时，优先设置一些便于女性选手参赛的项目，除了削减男子项目增加女子项目（比如将两个男子拳击小项改为女子拳击）外，还专门增加一些传统项目的男女混合比赛，比如，本届奥运会首次设立男女混合射击和男女混合乒乓球比赛等七项混合比赛，这些改变均让女子选手的参赛名额增多。最终，东京奥运会的女性选手比例已增至历史新高的49%。
众所周知，中国体坛长期以来“阴盛阳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后首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当时女运动员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比例为39%，但此后这一比例迅速提升，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女运动员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比例已经提升到了66%，远超过当届奥运会所有参加国家的女运动员占比（38%）。而在本届奥运会中，阴盛阳衰这一现象则被进一步放大。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431名运动员中，女运动员298人，男运动员133人，女运动员数量是男运动员的两倍不止。女运动员的占比已超过69%，而本届奥运会的女运动员占比为49%。（延伸阅读：《奥运阴盛阳衰的背后，藏着两笔溯源40年的旧账》
至于在金牌贡献数量方面，女运动员更是撑起了大半边天。除了1984年奥运会以外，其余历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的女性金牌得主数量往往领先于男性。其中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16枚金牌，其中12枚由女运动员夺得，占比高达75%。长期以来，女运动员的金牌贡献比例维持在60%左右。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女性的金牌贡献比例更是超过66%。中国共有6名选手获得两枚金牌，其中4位是女选手，她们分别是张雨霏、陈梦、施廷懋、杨倩。所以，国际奥委会推进男女平权并大幅增加女选手参赛名额后，这对长期“阴盛阳衰”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无而言是一大利好。
至于中国防疫成效突出、确保中国选手安全安心备战，这一外因的重要性同样不难理解。疫情对于东京奥运会而言无疑是黑天鹅事件，疫对选手们的训练保障资源和外部社会大环境是极大的考验，由于疫情持续蔓延，欧美国家运动员最近两年因为场馆封闭而导致自己的居家训练非常不系统。
美国奥运选手65%都来自于大学校园，他（她）们是在美国奥委会(USOC)、 美国单项体育联合会(NSOs)和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的资助下自行开展训练，而疫情之下NCAA陷入停摆，学校停课，美国不少高校运动员只能居家训练，平日所需的训练器械和医疗保障均处于缺失状态，状态起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而欧洲更是如此，以德国奥委会（DOSB）在三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德国仅6.5%的运动员能达到平时的训练水平，大多数人都只能呆在家里无所事事。2020年4月，一段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佩蒂（Adam Peaty）在自家小型游泳池训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甚广。当时，英国政府启动全国封锁。在社会力量的资助下，佩蒂才得以购买了健身器材，并在自家后院拥有了非常简陋的小型游泳池训练场。
相比于欧美选手在疫情严重时只能居家训练的尴尬局面，得益于中国防疫成效突出，中国选手的奥运备战工作更加系统。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后，中国多个国家队均曾举行疫情期间的训练研讨会，其中游泳队主教练朱志根在在应对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系列座谈会上的做过专题发言。
朱志根表示，游泳教练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力控制为备战奥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强有力的保障条件和全封闭的训练环境使得位于各个训练基地的运动员训练基本未受影响。并且，在疫情中，我国奥运备战的优势将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放大。
东京奥运会的比赛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7月29日，美国撑杆跳高名将山姆-肯德里克斯（Sam Kendricks）因为确诊新冠肺炎病毒而被迫退赛，这率先为美国田径、游泳项目成绩下滑敲响了警钟。过往，中国往往凭借着前半程的优势项目领跑金牌榜，但美国总能凭借后半程的田径、游泳两大项目很快反超，但本届奥运会，美国的游泳和田径实力下滑非常明显，其中游泳最终“只”得到了11枚金牌，创下了近二十年的新低。当美国在田径、游泳两大基础大项中实力下滑，在金牌榜上长期屈居第二并不意外。
相比于上述的三点外因，中国体育代表团之所以能在东京奥运会上成功阻止奥运成绩下滑颓势并追平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更多还是因为中国体育系统近年来坚持“放管服”改革，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恶补短板”的思路来加大备战力度。具体而言，在竞技领域主要体现为三大举措：
第一、倡导科技助力奥运，积极引入“外脑”，大力推进“引智工程”，面向国内外招聘高端体育科研人才加入科技助力奥运备战工作，构建多学科、多领域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和复合型保障团队。
第二、推动体育协会与运动管理中心脱钩，积极支持体育协会实体化，从而让国家队的管理更加扁平化，最终达到“ 以备战促改革、以改革强备战” 的目标。
第三、倡导协同备战，深化创新备战，创新国家队组建和运营机制，鼓励体育协会与地方共建国家队。
首先，加强科技备战是最近五年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最大特色和亮点之一。在里约奥运会仅取得26金后，体育总局内部在总结失利教训时就曾提出一点，相比欧美强国，我国科技助力奥运的力度不足。而作为接棒刘鹏的新任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对科技助力奥运有着天然的优势。他早年曾担任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在北京市任职时曾兼任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分管过中关村高新科技园，所以他在空降国家体育总局后，大力倡导科技助力奥运。
2017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科技助力奥运备战的决策部署，随后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国家体育奥体中心等一批国家训练基地纷纷与一批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从而让这些训练基地从单一训练场地供给向科研、训练、医务和教育一体化多元供给转变，为国家队奥运备战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和服务。而在体育总局体科所的牵头下，多个单项体育协会也与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来助力各支国家队日常训练备战。
此番，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帆船帆板奥运健儿卢云秀勇夺女子帆板RS：X级奥运金牌，这是时隔13年后，中国代表团再次拿到的帆船帆板项目奥运会金牌。消息传来，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以下简称航空工业气动院）一片欢呼。航空工业气动院体育科技事业部部长王崇利透露，他们长期为帆船帆板国家队提供全面的航空气动力科技支持。
至于以创纪录成绩夺金的赛艇女子四人双桨队，则得到了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的技术支持，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专门为赛艇选手们改良了风洞技术。此外，32岁却逆生长的苏炳添同样也是科技助力奥运备战的受益者，中古田径协会专门为苏炳添组建了多达12人的“复合型团队”，加强体能训练、技战术监控、生理生化指标监控、运动负荷监控等训练工作的科学攻关研究，通过最前沿的运动人体科学为苏炳添保驾护航（延伸阅读：《苏炳添：亚洲老飞人，中国体坛新一哥》）。
在国家队与地方共建层面，体育总局积极支持国家队选择那些项目发展基础好、竞技成绩优异、各类资源充沛的地方省份进行国家队共建。比如，国家体育总局就与浙江省签约共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而中国田径协会则考虑到云南省的海拔优势、训练条件、保障力度非常出色，于是与云南省体育局签约共建国家马拉松队。
另外，本届奥运会上成绩喜人的国家举重队长期入驻山东体育学院进行备战，充分发挥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竞赛、训练一体化的优势。至于多支国家队长期在北京体育大学集训、国家射击运动中心与清华大学长期共建国家射击队，早已成为业内佳话。总之，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队共建，成功打造“科研－训练－保障”三位一体无缝衔接、充分融合的训练体系，一改原来训练与科研、后勤保障脱节的落伍风貌。
在体育协会实体化层面，国家体育总局自2017年以来，推动了中国篮球协会、中国乒乓球协会、中国羽毛球协会、中国柔道协会、中国赛艇协会等多家奥运项目协会与原有的运动管理中心脱钩，全面推行协会实体化，充分调动“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积极性。
通过坚持推进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把项目管理中心的权利下放到各单项协会，让各单项协会自主承担备战奥运会、组建国家队等一系列工作，从而达到“以备战促改革，以改革强备战”的目的。并且协会实体化改革后，国家队的管理更加扁平化，各层级责任主体更加明确。乒乓球、赛艇、皮划艇等项目在东京奥运会的惊艳表现已证明了体育协会实体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据体育大生意了解，此前，体育系统内部对于体育协会实体化尚且有一些不同看法，但随着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这些质疑的声量明显变小，未来，随着东京奥运会的结束，体育协会实体化会在今年年底进一步推进，未来更多的奥运项目的协会完成实体化。
作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重要历史交汇期的重大国际赛事，2020东京奥运会是对我国新时期体育系统改革初期成果的一次检阅，同时是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起好步、开好局的关键战役。鉴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微妙感情，东京奥运会是一场必须打赢且赢得漂亮的战役，稍有差池可能就会导致体育系统改革发生波折。毕竟，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的同时，新体制、机制与传统体制、机制也不时会发生碰撞，各方有些质疑实属正常。好在，国家体育总局在东京奥运会上成功实现了四大参赛目标，而优异的成绩也进一步凝聚了共识，为后续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营造了更加和谐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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